醬油比較試驗的理性認知與科學規范

柯 紀

前不久，江蘇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江蘇省消保委）發布的一則醬油產品比較試驗結果引起網絡“熱捧”。一方面，這個信息通過媒體各式各樣的“打眼”標題把消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家里廚房的醬油瓶上面，如“快看你家用的醬油合格嗎?”還有某天和某記等調味料知名品牌被曝比較試驗結果不達標讓主婦們有些擔心。另一方面，被“點名”的醬油生產企業紛紛發表聲明，與比較試驗結果“懟”起來，后面又有食品和調料品行業組織出面給醬油企業“洗地”——稱此次比較試驗結果“不涉及食品安全問題”，“不應該被妄議和夸大利用”。

百姓生活“開門七件事”，醬油是重要角色，因此，本次比較試驗結果的影響面廣是必然的。但是，這次比較試驗結果之所以會引起生產企業甚至行業組織的不滿或“喊冤”，其中一個焦點的是，本次比較試驗結果的發布時間與比較試驗組織完成時間相隔達一年多，難怪行業協會認為“本次對比試驗報告的發布，存在檢驗結果確認程序不規范、檢驗結果解讀不盡科學完善等問題。”對此，中國質量新聞網曾致電江蘇省消保委詢問“從開展實驗到公布，時間很長，為什么？”但得到的回饋是“原因不便于解釋”，并強調“采訪需要跟領導請示，不方便回答。”

盡管有來自方方面面的質疑，但必須明確，比較試驗工作是消協組織履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明確“向消費者提供消費信息和咨詢服務”的法定職責，借鑒國際上消費者組織通行做法，對商品或服務的性能、安全性、可靠性、適應性、經濟性以及具有可比性的其他特征進行測試，從而對同類商品或者服務不同品牌之間的特性進行比較，對明示內容與實際品質進行對比研究，以達到為消費者提供客觀詳實的消費信息，指導消費者合理選擇商品或者服務，促進消費者更好地享有知情權和自主選擇權的一項工作。至于這次比較試驗結果發布為什么會出現時間上的“滯后”？以及當事企業對試驗結果提出復檢、樣本超過保質期等提出多項異議，還需要江蘇省消保委給出官方解釋。如果放任網絡質疑主導輿論，從一定意義上講，是網絡官僚的一種表現，不僅不利于社會公眾科學理性地認知比較試驗，甚至會損害消協組織的公信力。

面對網絡上的不同聲音，首先需要強調的是，社會各界對比較試驗應抱有掃榻以迎的理性和聞過則喜的包容。比較試驗與官方機構的質量監督抽查不同，產品的合格與否并不是比較試驗關注的重點，比較試驗的核心目的是比較合格產品中誰更好一些，誰還有不足？給比較試驗做一個通俗的比喻：被取樣的產品就好比“兒媳婦”，比較試驗就是接受“婆婆”的評頭品足。由此可見，消協組織開展的比較試驗旨在給消費者提供消費信息，不具有強制性。同時，比較試驗得出的結論不對樣品做合格與否的判定。因此，媒體的報道要客觀反映比較試驗結果，尤其不能做“標題黨”嘩眾取寵，甚至危言聳聽。對企業而言，也要理性對待比較試驗結果。既然是“兒媳婦見公婆”，亦或“丈母娘見女婿”，作為產品被抽取的制造企業，就要本著虛心的態度認識比較試驗結果提出的不足，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才是皆大歡喜。而行業組織的表態更大可不必上綱上線，對試驗結果不能匆匆下結論說是“錯誤的媒體報道”，更不必要把比較試驗的作用說成“對醬油行業和知名企業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損害了行業和企業利益，造成公眾對我國食品安全狀況的誤解和擔憂。”

同時，對這次醬油比較試驗結果發布出現的質疑聲，也值得江蘇省消保委和有關組織的思考。消協組織在具體實施比較試驗的過程中，來不得半點“疏忽”，必須按照嚴格的程序來操作，包括立項環節的科學遴選、采樣環節的客觀規范、檢測環節的嚴謹周密、發布環節的全面準確等等。這些在GB/T 16759-2008《消費品和有關服務的比較試驗總則》和《全國消協組織比較試驗工作規范（試行）》中都可以找到具體要求，比如比較試驗結果對外公布前，應當以正式函件形式將樣品情況及測試結果告知其生產經營者（制造商或代理商、經銷商或購物平臺），并做好反饋情況記錄。試驗方法應盡可能采用國家或國際認可的標準方法。比較試驗結果公布后，還要密切關注消費者及社會各方面的情況反映，發現比較試驗結果失實或程序失當的，要及時采取補救措施。如此來說，此次組織開展的醬油比較試驗，在“營養成分明示數值與實際檢測數值不符的情況”的數據表中，本次比較試驗取樣產品的生產日期大都是2016年至2017年上半年，其中一份抽取的廈門吉龍醬油，生產日期是2015年11月5日，距今竟接近三年。醬油產品本身特性決定其不可能長時間留存，消協的備樣按規定時限留存3至6個月。對于這次比較試驗結果，如果當事企業提出復檢要求，即使抽取樣品留存的備份到現在很可能已經超過保質期，這樣的試驗結果被質疑就不足為奇了。

這里還想對比較試驗組織方提個建議：組織比較試驗的過程中可否引入“媒體參與機制”。“比較試驗”是指消協組織以普通消費者的身份，通過各類銷售渠道，購買同一類不同品牌的商品或者服務，委托測試機構或專家組依據相關標準或統一的專業測試評價方法來實施。那么，在開展這項活動時，吸收相關媒體參與其中，起碼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用第三方的視角客觀記錄比較試驗的過程，二是更好地體現共建食品安全的社會參與度。特別是“比較試驗”在現階段還不能被社會廣泛認知，社會上對比較試驗結果的看法存在偏頗，甚至還有關于比較試驗結果被訴侵權的案例。在這樣的情況下，媒體可以發揮正確的輿論引導作用。有些地方的消協組織開展比較試驗過程中，邀請消費維權志愿者參與的做法值得借鑒。

相信隨著物質產品的日益豐富和服務體系的不斷發展，比較試驗涉及的內容會越來越廣泛，組織實施也會越來越規范，由此得出的比較結果將是衡量產品和服務優劣的“千分尺”；反過來，生產企業可以把消費者選擇產品的好惡看作消費需求的“晴雨表”，不斷改進產品和服務質量，最終贏得市場。